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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與明清徽州科舉業的發達 點擊:455    發布時間:2019-08-19 18:57:41

   明清時期的徽州,既是個“十室九商”、“以貨殖為恒產”的商賈之鄉,又是個“科甲蟬聯,海內宗風,官居上爵,代不乏人”的科舉興盛之地。商人、商業和儒學、科舉的關系,在徽州人那里是“賈為厚利,儒為名高……一張一弛,迭相為用,不萬鐘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陽處士金仲翁配戴氏合 葬墓志銘》)。正如有學者所說:“科舉仕宦與商業致富,對于徽州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若踐更’,相互為用。這是徽州在歷史上能夠全面發展,取得輝煌成就的兩個支點。”(葉顯恩:《徽州文化全書·總序》,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分析徽商與明清徽州科舉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無疑是徽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性工作,同時也是科舉學中典型區域研究的重要課題。

徽州是明清時期中國科舉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說一個地區科舉業發達,中舉人數自然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標。一個地區的中舉人數眾多與該地區的科舉理念、圍繞科舉所采取的各種教育措施以及所形成的社會風尚等息息相關。

明清徽州科舉業的發達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徽州人將科舉入仕視為最高的價值追求。徽州大族大多來源于中原的儒學之家或顯宦之第。遷徽以后,他們不僅仍保持原有的宗族體系,而且也繼承“崇儒尚教的優良傳統,特別重視文化教育,走讀書仕進、科甲起家之路。”所以到南宋初年,僅休寧一縣,每次應鄉貢者“常過八百人”(洪適:《休寧縣建學記》,康熙《休寧縣志》卷7《藝文志》),而整個徽州則“毋慮二千人”(淳熙《新安志》卷8《敘進士題名》)。這些帶著父輩、宗族殷殷期望的徽州士子,“橐楮筆,起山林,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戴元表:《孝善胡先生(斗元)墓志銘》,《新安文獻志》卷92上)中舉人數的眾多,使徽州“迨圣宋則名臣輩出”。到明清時期,由于商業上的成功造就的雄厚經濟基礎,使徽州人對科舉入仕的追求更為強烈。據記載,明中后期,休寧縣“即就試有司,動至數千人”(萬歷《休寧縣志》卷1《風俗》);就連在徽州地區經濟文化相對比較落后的黟縣,清初也是“應童試者且千人”(嘉慶《黟縣志》卷1《政事志·學校》)。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徽州人深刻認識到“族之有仕進,猶人之有衣冠,身之有眉目也”(雍正休寧《茗洲吳氏家典》卷6)的道理,特別強調的科舉仕進的人生價值。


   其二,徽州人廣泛創設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為子孫科舉入仕創造條件。除官學外,徽州民間創設的塾學、義學、書院、書屋、文會等各級各類教育機構遍布城鄉各地。形成了“十家之村,不廢誦讀”,“新安講學書院較他郡為多”,以及“城市鄉鎮,各立文會”的局面。這些教育機構的創設雖然各自具有多重意義,但為科舉服務無疑是它們最重要的功能之—

   在這里,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文會”。明清時期,徽州“鄉村多有斯文之會”,是全國文會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從整體上看,明清徽州文會的主要功能就是“萃一鄉之彥而課制藝”,通過“同類相求、同朋相照、同美相成”,共同提高,以增強在科舉考試中的競爭力。因而,請“斯文主”命題作文,然而評論文章,就成為文會的主要教育教學活動。因此,明清徽州科舉人才的興盛與文會的廣泛設立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相關性。正如明天啟元年(1621年)歙縣人江學海所說的,江村聚星文會創設后,“一時人心鼓舞,爭自淬磨,(萬歷)乙酉(十三年,1585年)之役,社中薦賢書者兩人,廩學宮者若而人,入膠庠者若而人,文社之益彰彰矣”(江登云:《橙陽散志》卷11《藝文志》下)。


   其三,徽州人對科舉入仕者建牌立坊,創造出濃郁的崇儒重仕的社會氛圍。徽州是中國的牌坊之鄉。明清時期,徽州的城鄉到處聳立著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牌坊和牌坊群。據方志記載,康熙年間,休寧縣有牌坊145座;嘉慶年間,績溪縣有牌坊91座;清末,婺源縣有牌坊155座;歙縣,現保存下來的牌坊仍有近百座。明清時期,徽屬六縣的牌坊數當在千座以上(參閱李琳琦:《徽商與明清徽州教育》第179—189頁)。在這些眾多的牌坊中,又以“高爵甲科居大半”,即大多是“世科坊”、“進士坊”、“狀元坊”等科舉功名坊。這些牌坊,實際上是一座座科舉功名的紀念碑。徽州人給中舉入仕者“樹坊表于其鄉”,其目的是“俾稱道勿絕,夫亦勵人積學立名之心歟”(民國《婺源縣志》卷7《坊表贊》),營造出濃郁的崇儒重仕的社會氛圍。


   其四,徽州是明清時期考中進士最多的府級行政區之一。筆者根據徽州方志進行了粗略的統計(包括部分占籍或寄籍外地中式的徽州士子),得出明代徽州中文進士者計有452人、武進士者56人;清代徽州中文進士者計有684人、武進士者111人。徽州明清文進士數占全國2.2%,其中明代占全國的1.82%、清代占全國的2.55%。明清徽州進士不但總數位居全國各府前列,而且狀元人數更為顯赫。據統計,清代徽州本籍和寄籍考中的狀元就有19名,占全國的17%。以府計,清代蘇州府狀元最多(不包括太倉州),有24名,如果去掉其中6名具有徽州籍的狀元,蘇州府實有狀元18人,比徽州府尚少1人(參閱李琳琦:《徽州教育》第159—160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徽商為明清徽州科舉業的發達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物質條件


   在濃厚的徽州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下,經商謀利只是徽州人為解決生存和發展的一種手段,而用經商所得之厚利讓子弟業儒入仕、顯親揚名才是徽商的終極關懷。正如明中葉的著名學者王世貞所說:“徽地四塞多山,土狹民眾,耕不能給食,故多轉賈四方。而其俗亦不諱賈。賈之中有執禮行誼者,然多隱約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詩書之業以謀不朽”(王世貞:《弇州續稿》卷116《處士程有功暨配吳孺人合葬志銘》)。如明休寧人汪可訓,因“不得志……遂輟帖括”。經商致富后,他延名師,課督其子,并訓戒其子曰:“此余未究之業也,爾小子容一日緩乎!”(《休寧西門汪氏家譜》卷6《太學可訓公傳》)在保存完好的明清徽商的宅第中,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到許多諸如這樣的楹聯:“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黟縣西遞村)、“萬世家風惟孝悌,百年世業在讀書”(黟縣宏村)、“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必讀書”(黟縣官路村),等等。


   正因為徽商的終極關懷是讓子孫習儒業、入仕途,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經商致富后,他們不吝資財,為家鄉士子的讀書業儒、科舉入仕創造條件。首先是多方位、多層次地資助和發展家鄉的教育事業,如亟置塾學、廣設義學、倡建書院、興辦文會等等。徽州各級各類教育機構的建立和維護,都與徽商的積極參與分不開。其次是對求學士子從束修膏火,直至家庭生活,進行全方位資助,使其無后顧之憂,一心向學。徽州的“以商養學”、“以商助學”之舉貫穿一家、一族、一縣、一府,形成了系統化和網絡化的特點。再次是積極捐建縣考棚、府試院,并在南京建試館、在北京建會館,為士子應考提供全方位服務。最后是大力捐輸科舉試資,為遠赴南京和北京參加鄉試和會試的家鄉士子提供經費支持。


   明清徽州科舉業的發達促進了徽商的興盛和徽州文化的繁榮


   發達的明清徽州科舉業也促進了徽州商業的發展。首先,通過科舉培養出來的一大批徽州仕宦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徽商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和政治保護傘。這些徽州仕宦對“凡有關鄉閭桑梓者,無不圖謀籌畫,務獲萬全”(《重修古歙東門許氏宗譜·許氏闔族公撰觀察遽園公事實》),在施政和議事中竭力保護徽商利益。明清時期,徽商之所以能在兩淮、兩浙鹽業、茶葉運銷、皇木采購等官府控制的行業中獨占鰲頭,其所具有的堅強的政治后盾實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其次,一大批受過儒學科舉教育的徽州學子,因種種原因未能中舉入仕而投入商界,成為有文化的商人。他們熟悉儒家的待人接物之道,了解歷史上商人的興衰成敗之理,故能精于籌算、審時度勢,把生意越做越活,最終成為富商巨賈。


   明清徽州科舉業的發達,不僅為封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官居上爵”的仕宦、為徽州地區培養出一個有文化的商人群體,而且通過科舉教育大大提高了徽州人的整體文化素質,培養出各類人才,形成了“人文輩出,鼎盛輻臻,理學經儒,在野不乏”(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的盛況。單以歙縣為例,居科名之先者,如中狀元的有唐皋、金榜、洪瑩、洪鈞等,居相國之隆者有許國、程國祥等,闡理學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實等,興經濟之業者有唐文鳳、楊寧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吳湜等,擅文章之譽者有汪道昆、鄭桓等,副師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應楨等。而徽州的朱熹、戴震和胡適則是不同歷史時期的學界巨擘,也是思想史上的三座豐碑。這些人才在學術、繪畫、書法、篆刻、醫學、建筑、戲劇等領域各領風騷,從而形成了新安理學、徽派樸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派建筑、徽派刻書、徽派版畫、徽劇等斑斕璀璨而又獨樹一幟的“徽州文化”。(李琳琦)(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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